去年12月，我在字面意义上站在了“世界之巅”——身处西藏，海拔超过5300米，距离珠穆朗玛峰不远。在岩石与冰雪之间，发生了一件既让我惊讶又忍俊不禁的事情：我与欧洲的同事进行了一次完全稳定的 FaceTime 视频通话。没有断断续续的声音，没有画面卡顿——就仿佛我正坐在家里的无线网络下。 在一个本该是牦牛比 YouTuber 更常见的环境里，“数字化”这个概念突然被赋予了全新的维度。
这一在技术上令人震撼的经历，并不仅仅是朋友聚会时的一则趣闻。它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在其国土范围内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——哪怕是在最不可能的地方。事实上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不久前已在珠峰大本营（海拔5300米）及更高处启用了多座5G基站。其结果是：即便在喜马拉雅山刺眼的高原天空下，也能进行高清的视频通话。在这里，数字连接毫无“恐高症”。
描述：智慧型手機顯示海拔高度為 5,127.9 公尺，但仍能接收 4G 信號。
从这个高科技的大本营沿直线距离走出几公里，便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——尼泊尔。仅仅跨过边境，景象便急转直下：坑洼不平的道路、频繁的停电、脆弱的网络，构成了这里的日常。 当然，尼泊尔在某种程度上也已“数字化”：智能手机相当普及，即便在最偏远的山村，人们也知道 Facebook 和 TikTok。从统计数据看，尼泊尔的移动通信卡数量甚至超过了人口数量（截至2025年，约3900万张 SIM 卡，对应约2960万人口）。但这一初步印象具有很强的迷惑性。SIM 卡数量多，并不意味着互联网真正实现了全面覆盖——截至2025年，仍有近45%的尼泊尔人处于离线状态，尤其集中在农村地区。
尼泊尔的数字世界显得零散且常常带有“临时拼凑”的色彩。互联网往往只能“少量供应”：也许是在附近较大城市里的一个 Wi-Fi 热点，也许是在发电机刚好运转时，手机才能短暂获得一点移动数据。可靠的基础设施？大多仍是稀缺品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（UNICEF）早在2022年就指出，仅有3%的尼泊尔青少年能够同时接触电脑和互联网。试想一下：100名年轻人中，有97人几乎被完全隔绝在全球网络之外。这个数字或许已经有所改善，但它依然清晰地凸显了尼泊尔巨大的数字鸿沟。
与西藏那片 5G 高原“绿洲”相比，差异一目了然——尼泊尔并非缺乏数字化的意愿，而是受限于现实条件。 于是，当我在西藏一侧通过视频通话，看着身后闪耀的雪峰时，几天后在尼泊尔，我却常常徒劳地寻找一个信号——一个强过牦牛的网络信号。两个相邻的地区，仅由一条看不见的边界分隔，但在连接性方面，却仿佛相隔了整个世界。
而如果没有合适的向导，这样一次行程大概也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。正因如此，我在西藏结识了 Tenzin Woaber——Tenzin Travel & Tours 的总经理兼联合创始人。这是一家位于拉萨、由当地人经营的旅行社，也是当地历史最悠久的机构之一。该公司由他的家族于1997年创立，自那时起便专注于接待前往高原的国际游客——依托本地知识、本地向导，以及对西藏生活方式与现实挑战的深刻理解。
Tenzin 对这片高原的了解并非来自地图或纪录片，而是源于日复一日的实践经验。他带领我们前往那些没有本地经验几乎无法抵达的地方，向我们解释行程流程、各类许可、文化细节——以及旅行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：日常生活。他的角色，更像是一位冷静而精准的协调者，游走于自然景观、文化与后勤之间。不多一分，也不少一分。
正是这种“理所当然”的从容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当我还在为信号盲区、海拔高度和基础设施感到惊讶时，Tenzin 已以一种只有把这一切视为日常的人才拥有的淡定，穿行于这片区域之中。也正因如此，这趟旅程真正“落了地”——无论是在字面意义上，还是在思想层面。
也许，这正是此次旅行中一个更为安静、却深刻的洞见：全球发展常常通过抽象概念来讨论，而在现场，它们却嵌入在具体的人、日常节奏与现实路径之中。如果没有像 Tenzin 这样的向导，许多细节都会保持不可见——无论当时手机信号是满格，还是完全没有。
描述：在高空進行攝影拍攝。
这次旅行让我清楚地意识到，一些地区的技术领先，并不主要源于单一的创新突破，而是来自整体的制度与环境条件。在西藏乃至整个中国，数据的可获得性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。凡是数字化可行的事情，往往就会被直接实施——几乎没有冗长的讨论，也很少反复权衡。政府机构与企业积极采集数据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服务体系。这种做法带来了速度，而速度又创造了可能性——尤其是在人工智能（AI）领域。
关键因素在于：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燃料。而中国拥有极其充足的这种燃料。欧盟委员会曾指出，中国对大数据的广泛获取为其在人工智能领域带来了巨大优势——在一份报告中，这被形容为“AI 发展的燃烧物”。具体而言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在中国，从微信到支付宝，数以亿计的人每天都在使用数字化服务；城市中的监控摄像头全天候运行。这一切持续不断地产生着海量数据。这些数据并不会在等待一轮又一轮数据保护研讨会之后才被使用，而是被迅速用于训练 AI 系统，并转化为新的应用场景。由此，AI 研究与产业得以在极为充沛的资源基础上快速发展。
欧洲对这种发展速度往往抱有复杂的情绪：一方面是担忧（关键词是“数字体系竞争”），另一方面也不乏羡慕。无需占卜就能预见：在哪里数据充足、获取迅速，AI 系统就会在那里更快地诞生。中国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正以惊人的速度产出 AI 专利和应用——从自动驾驶公交车，到智能化城市管理系统。原因并不神秘，而是极其现实：海量数据 + 更少的制动因素 = 更高的速度。 或者，用一句中国谚语来说得更诗意些：“喝得快的人，最先解渴。”中国对 AI 发展有着强烈的“渴望”，而数据正是它解渴的方式。
描述：世界屋脊上的旗幟。
与此同时，欧洲正在就数字化领域的治理、伦理与监管展开必要而深入的讨论。欧洲在应对 AI 问题时，刻意采取了一种以人为中心、审慎克制的路径。数据保护（例如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GDPR）与基本权利并非可以轻易妥协的选项。举例来说，GDPR 要求对每一次数据使用都取得明确同意，其结果是：许多数据在欧盟根本不会被采集，或无法被进一步利用。
可以说，当中国踩下油门时，欧洲拉起了手刹。但这只“手刹”并非没有理由——它的名字叫做信任。
在欧洲，技术应当服务于人，而非反客为主。刚刚通过的《欧盟人工智能法案》（AI Act）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。这是全球首个全面的 AI 法律框架，其核心原则是：鼓励创新，但必须安全、透明，并符合基本权利。该法案依据风险等级对 AI 系统进行分类，并明确禁止被视为“不可接受风险”的应用。例如，对人类进行行为评分的社会信用系统被明确禁止；同样被禁止的，还有操纵或利用人的 AI 技术。这些禁令直接指向了在其他地区已成为现实的应用场景（例如公共空间中的人脸识别，或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）。欧洲希望从一开始就避免这样的失控风险。在这里，安全与基本权利优先于速度。
当然，这种立场也带来了激烈的讨论。旅途中我愈发清晰地感受到：欧洲花在 AI 伦理与监管讨论上的时间，正被其他地区用来快速铺设基础设施与数据池。在欧洲科技圈中，已有声音批评监管热情如同给创新泼了一盆“冷水”，迅速冷却了最初的激情。真正的挑战在于：如何在坚持清晰规则的同时不掉队。AI Act 正是为此而生——它在设定严格红线的同时，也引入了促进创新的机制，例如为 AI 初创企业提供监管沙盒和测试环境，让创新在监管之下得以实践。
归根结底，欧洲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中国的道路。这是一场马拉松，而不是短跑。我们更看重先理解、驯服数字世界，再将其推广至各个角落。这条道路并非对错之分，而是一种清醒的政治选择。但必须清楚的是：任何选择都会带来后果。当我们在制定规则时，其他地方的 AI 现实正在实时展开。竞赛的紧张感清晰可感：究竟是先行动者制定标准，还是先立规者赢得未来？
珠穆朗玛峰的景象令人震撼——宏伟、静止、仿佛永恒不变。然而，在这座山峰之下的数字世界，却远非如此。它正在飞速演进，只是各地的节奏并不相同。我在“世界屋脊”上的那次 FaceTime 小插曲，正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瞬间：在如此狭小的地理空间内，数字现实却可以截然不同。
对我个人而言，这次旅行堪称一次“开眼之旅”。它让我深刻意识到，AI 并非一个可以无限空谈的未来概念，而是建立在极其具体的条件之上：偏远地区的高速网络、取之不尽的数据、明确的政治意志，以及清晰——或刻意模糊——的规则。基础设施、数据可得性与政治决策，才是真正决定技术边界的驱动力。算法或许是全球性的，但它的落地始终是高度本地化的。
那么，我为自己——以及我们的日常工作——带回了什么？最重要的，或许是这样一个认识：有时，一次旅行胜过无数白皮书。西藏、尼泊尔与欧洲之间的强烈对比，让我明白了跳出固有视角的重要性。亲眼见过珠峰上的天线，或喜马拉雅山村里缺失的信号塔之后，人们才更能理解，为何我们的项目、产品与战略必须如此设计。
远远望去，珠穆朗玛峰仿佛为永恒而生；而在它脚下的山谷中，数字世界却每天都在书写新的篇章——每个国家，各有节奏。我们要做的，是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。因为唯有同时理解数字化的高速飞跃与缓慢路径，我们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——也许不是最快的那一条，但一定是契合我们价值观、并真正推动我们前行的那一条。
最后只想说一句： 来自峰顶的问候——愿数字氧气永不稀薄。